3月25日，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严建兵与合作者的研究在Science发表。这项历时18年的研究，发现了玉米和水稻中共同的遗传规律，通过相似的途径可实现对二者的产量调控。

不久前与学生座谈交流时，面对学生关于影响因子的困惑，严建兵提到，自己“目前发表了170多篇论文，最满意的是多年前一篇影响因子不到2分的论文。”

显然，在他眼中，一项研究的价值，并不是由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决定，甚至影响因子都不是重要考量因素。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研究？“青椒”和青年学生应如何看待影响因子？如何在“非升即走”等考核压力下兼顾“多年磨一剑”的高质量论文？《中国科学报》对严建兵进行了专访。

“最满意的是一篇影响因子不到2分的论文”

《中国科学报》：在与学生座谈时，你特别提到，“在目前已发表的170多篇论文中，最满意的是多年前一篇影响因子不到2分的论文。”这篇论文是关于什么的？为什么你对这篇最满意？

严建兵：

作为农业作物研究者来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粮食，少投入、多产出、可持续。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是什么呢？在10多年前，我和合作者把当时所认为的实现路径和思考写了下来，题目是《关联分析助力玉米遗传改良》，发表在了一份影响因子不到2分的期刊上。我开玩笑说，我把人生梦想都写进那篇论文里了。

10多年来，我们团队就是按照那些梦想在前进。那些在论文中吹过的牛，很多都已经实现了。这是很令人得意的。

自2003年发表第1篇论文，我至今发表了170多篇，其中大约一半是参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另一半主要由我自己我发起，还有近20篇综述、评述或观点文章。个人认为不算特别高产。

当时之所以提到这个，是为了回答学生关于影响因子的困惑，没有想到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影响因子很重要，但不能唯影响因子，什么东西都不能“唯”，就像吃饭很重要，吃多了也对健康无益。

《中国科学报》：一些领域的名家在被问到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时，有一种讨巧的回答是“下一部”，你觉得未来“最满意”论文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吗？

严建兵：

这么回答的人其实是非常自信的，他相信自己还处在上升期。我们大家都知道，科研是有规律的，一个人创造力的高峰往往是在年轻的时候。有人曾分析了科学家做出诺贝尔奖成果时的年龄，很多都是在35岁之前。按照这个年龄标准的话，我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笑）。

最满意的作品，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没办法跨越历史阶段、时代背景去比较。

《中国科学报》：你与合作者最近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比较了玉米和水稻之间的驯化途径，发现与玉米籽粒行数有关的新基因WD40。对其进行操作会提高玉米和水稻的产量。像这样的领域内最前沿的探索，和上述的2分论文相比，带给你的乐趣有什么不同吗？

严建兵：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课题往往源自于过往的尝试。比如刚刚发表的这篇论文，想法是很早就有的，到论文成型前后花了18年时间，但并不能说接收或发表这天是我的高点。

从接收到发表也历时一年多，反反复复修改了n多遍，非常磨人。由于是早有预期的，因此没有太多大家想象的那种欣喜。

“发论文是青年科学家获得声誉的最好途径”

《中国科学报》：有人认为，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才可以不那么在意影响因子。但对于那些尚未崭露头角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很需要一些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来证明自己，这不仅代表着同行的认可，也能够获得晋升、项目等实际支持，对此你怎么看？

严建兵：

对于一个青年科学家，尤其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在职业初期能够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表论文。在世界顶级期刊、主流杂志上发表论文，是获得国际声誉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发表更好的、更多的论文，是科研成长的必经之路。这些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一个青年科学家经常在Science、Nature上发论文，另一个只能在普通杂志上发论文，那肯定是前者的影响力更大。如果问是应该努力发1篇Science，还是发3篇普通杂志论文？那我建议发1篇Science更好。

在一个大学里，年轻老师如果不积极去发更多、更好的论文，不从一个讲师变成副教授、教授，那他怎么改变生存状况？涨工资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副教授变成教授，这是事实。

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初心和使命，不能把发论文、评职称当做人生唯一目标，甚至都不能是最重要的目标。

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至少要有两个重要的使命：一是作为好老师，二是作为好的科学工作者，要时刻想想科研的驱动力是什么。比如过去两年，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洞察到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如果我能够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对产业发展有益，这可能发不了论文，但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中国科学报》：发表高质量论文往往要投入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且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在当前普遍的三五年考核周期，“非升即走”“职称退步”等形势下，“青椒”们应如何寻求平衡？

严建兵：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有规划，既要有中长期规划，也要有短期规划。一些长线研究，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的，就必须要提早布局。比如我们最近的这篇论文，前后花了18年的时间，但并不是说过去18年我们只做这一件事，我们还同时做了一些用时没这么长、这么复杂的课题。

“非升即走”“职称退步”，要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假设一个高校招100人，有50个或者80个人都通不过，这是不可取的；但如果100个人里面有三五个人通不过，这就是正常的，对大部分的青年教师而言，应该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标准。

高校的“非升即走”，不是认为某个老师不优秀，而是没有达到这所高校的评价标准。如果到了其他高校，或许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十分必要的。

高校的评价标准也是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拿我们学校来说，新引进的人才，会有一个期望的可以量化的标准要求，如果达到这个要求，不用考核，直接通过。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需要进行答辩，给评审委员会讲一讲这5年做了什么，未来计划等。委员会主要考察通过5年的努力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研究方向，是否仍旧有潜力，如果有还会再给3年时间缓冲。

一些个别老师，5+3年后仍然没有达到考核基本要求，或者在科学之外的方面没有达到要求，可能会被降职或者请其另寻合适的工作。

做科研：广泛阅读、善于妥协、从不抱怨

《中国科学报》：多年来，你是如何保持科研热情和敏锐度的？

严建兵：

能保持热情，是由于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为人类提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整个人类谋福利。我不是被迫做的，也不单是为了谋生，就愿意一直做下去。

敏锐度来自于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我的兴趣比较广泛，不仅关注研究领域内的知识，也关注其他方向、其他学科。比如上个学期，我给学生推荐了50-60本人文社科类的书，都是我看过的，还写了推荐语。

对于学生，我也是这样要求的。我们每周一晚上开组会，其中一半的时间，由学生来做分享，内容五花八门。有人讲关于人类的、动植物的研究，有人讲为什么会脱发，有人讲毛泽东选集，等等。

因此在科研上，我总能比较快地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大部分不完美，但是我总能有想法，也敢于做决定。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对待科研中的失败？有觉得做不下去、非常累的时候吗？

严建兵：

当一个人觉得特别累的时候，主要就是放不下或者叫舍不得。不管是科研，还是管理，我觉得要相信自己的合作伙伴，相信同事能够干好，管得越多就会越累。在科研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力，给学生空间。

比如有一个课题或问题，讨论的时候，我说应该这么做，学生说应该那么做，各自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一般我都会让学生按照他的思路去尝试；但如果学生没有想法，我就会快速列出几种路径，他可以选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路径去做。

如果失败了，那咱们再换一条。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不会顾及面子不承认，科研本身就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偶然。

同时我是一个比较善于妥协的人，我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妥协中度过的，一条路行不通就换另一条。不管是失败还是困难，事情发生，从不抱怨，我倾向于接受并补救改进，这是我的常态。

“我是一个准三流科学家，目标是成为三流科学家”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评价自己？

严建兵：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准三流科学家，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三流科学家。

在我看来，能开拓一个新的领域，颠覆一个时代的，比如爱因斯坦、杨振宁、沃森等，属于超一流科学家。他们几十年前的思考和洞见，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能够开拓某个学科或某个方向的，属于一流科学家；如果在某个学科或方向做出了突出贡献，有了重大发现，可以算作二流科学家；如果在别人开创的学科方向中，围绕着某些具体问题，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有推动作用的研究，就能成为一个三流科学家。

我们国家的超一流和一流科学家还很少，科研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科学报》：你的社交平台签名是“种田农民，希望和懂种田的一起探讨种田的艺术！”为什么这么定义自己？你觉得种田也是一门艺术吗？

严建兵：

我就是农民家庭出生，当时又报考农业大学，很多人都不理解。后来我跟来报考我的研究生开玩笑说，我们大部分时间就在种地。

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受重视。直到今天，农业大学毕业生、农业科研工作者的待遇还比较低，但好在这些境况正慢慢变好，大家逐渐意识到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文明有1万年的历史，直到今天，人类才真正能养活自己。尽管因为分配不均，还有一小部分在挨饿，但总量是够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居功至伟。

我的梦想就是，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希望未来老百姓能够坐在家里，坐在电脑前来种田，就像大家上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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