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虽是人的机体官能，但个人总是在集体赋予的整体框架内进行回忆，集体记忆则成为人们回忆过去、确证身份认同、建构未来的重要基础。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文化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是一种被集体所共享的文化身份认同，是通过对象化为符号、仪式等形式得以储存的文化内容，文化记忆通过文化层面的符号和象征（如文化、图像、仪式、意象等）建构并展现为集体所认同的形象。”文化记忆作为以文化形式存在的、被集体所共享的记忆，它不仅有着形象建构、身份认同等功能，还有着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对此进行研究可以拓展文化记忆的理论视野。

一、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记忆概念是由德国的阿斯曼夫妇最先倡导并研究的，他们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深入的研究，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一）文化记忆的概念及其载体

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存在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双重视角，前者认为集体记忆对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作用，进而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后者则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而是在集体的实践中不断被建构。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对集体记忆进行了改造，并且将“集体记忆分解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2]，他们对文化记忆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包括文化记忆的具体实例、文化记忆的现实功能、文化记忆的媒介载体等。

首先，关于文化记忆的概念。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在二者的对比分析中，阿斯曼对文化记忆进行了详致的阐述，他认为，从内容上来说，文化记忆有时候是以神话传说方式存在，它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的事件；在形式上，它是被创建的、高度成型的，以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日形式而存在；在传承媒介上，它是被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在物，以文字、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来实现历史的延续；在时间结构上，它是神话性史前时代中绝对的过去；而且，它有着专职的传统承载者。也就是说，文化记忆是以文化符号或文化象征等形式存在的集体记忆，它在时间上来说比较久远，而且具有被建构性。同时，他认为，文化记忆的概念还应该“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进而，有学者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借助仪式和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来建立群体身份的连接结构，它就是保持意义和价值的手段。综合上述研究，笔者认为，文化记忆是指通过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象征系统等文化形式或文化符号得以存储、传承的记忆，它附着并固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上，并借助一定的专门化实践或仪式得以传承和延续。在具有连贯性的历史传递中，以文化形态表现的过去的意义得以保存并不断被激活和重构，它是习得性的，而不是经验性的，发挥着赋予意义、身份认同等功能。

扬·阿斯曼的夫人阿莱达·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媒介和载体进行了研究。其一，文字。在她看来，“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隐喻。”文字可以让记忆固着化，成为记忆的载体和支撑，而且文字持续的可读性特征为文化记忆的持续保存和不断传承提供了条件。其二，图像。阿莱达认为，虽然在多次关于储存媒介的争论中，文字被描述为具有可读性和透明性的记忆媒介，但是，随后关于记忆媒介的讨论又有了反转，人们认识到图像媒介所具有的非透明性、不可约减性的重要作用，“图像的力来自于它们不可控制的情绪潜能，使得那些把文本看作能导致假象的证据的人抛弃了文本，把图像这种记忆媒介看作文化下意识的更优先的载体。”也就是说，文本记忆可能作假，而且不能全部通透地表达文化记忆的内容，而图像则可以对其进行补充，首先表现在它可以记忆那些无法用语言来加工的记忆，以照片为例，它成为了回忆最重要的媒介，能够保存过去某个时刻的痕迹，进而有助于生动地回忆。其三，身体。阿莱达认为：“身体文字是通过长时间的习惯、无意识的积淀以及暴力的压力产生的。它们同时具备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身体文字则以记忆的物质结构的形式承载着文化记忆，文化的身体写入让某些记忆被强有力地镌刻在身体中、心灵深处。同时，她以纹身为例，指出以伤痕和伤疤为代表的身体记忆比头脑的记忆更加可靠和真实，也就是说，创伤记忆是一种持久的身体文字。进而，她还分析了两种增强身体记忆的稳定剂，即强烈的情感和象征。其四，地点。地点也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它对于文化记忆的空间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把记忆固定在一个地点，并且能够使其得到持久的延续。具体而言，她提出了作为家庭文化记忆传承地点的“家庭之地”或叫“代际之地”；还有作为禁忌的圣地和神秘风景，如耶路撒冷和忒拜；还有纪念之地，即历史的废墟和残留物；还有坟墓和墓碑，是利用象征来进行记忆之地。其五，档案。在阿莱达看来，“档案作为一个城邦、国家、民族、社会的机构化的记忆，其状态应介于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具体要看它是被当作一个统治工具，还是被当作一个外置的知识存放地来组织”。档案可以忠实地记录文化记忆，也可以被功能性地记录，也就是说，它既可以担任惰性的储存文化记忆的角色，也可以发挥其服务权力的功能，被随时激活。

（二）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记忆不仅有着集体记忆所具有的功能，而且在政治权力的介入下有着意识形态功能，甚至有学者直接将集体记忆视为意识形态，“在桑塔格看来，‘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别名而已”[7]。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其传承和激活的方式相关联，具体包括：其一，文化记忆现实功能的发挥使其与意识形态密切相连。阿莱达在将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时，分析了功能记忆的重要作用，她认为，“功能记忆是一个被占据的记忆，是经过选择、连缀、意义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在建构的过程中，它能够赋予意义、赋予价值，统治者可以利用文化记忆为自身服务（如建纪念碑等形式），通过象征意义的运用为民众提供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功能记忆可以发挥政治合法化的现实功能，这也使得文化记忆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其二，文化记忆的媒介传承也使其潜在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阿莱达认为，对档案的控制就是对记忆的控制，档案具备多重功能，如果被统治者所利用，它就会成为权力控制的工具，发挥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功能。而对档案的控制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档案的选择问题，在每个时期都会有特定的排除原则和价值标准来选择档案，而选择的过程就是权力介入的过程。也就是说，档案作为文化记忆的存储媒介，它实际上也受到了权力的操纵，这也使文化记忆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其三，文化记忆的建构性特征也使其具备意识形态的潜在属性。扬·阿斯曼在介绍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仪式和节日时，指出文化记忆的建构性特征，“仪式和神话将现实的意义进行改写，它们细致入微的观察、保存和传承将世界和对集体的认同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文化记忆被特定场域、特定主体所激活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被特定权力主体所重构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记忆一方面受到权力的操控，另一方面社会记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同理，文化记忆在不断的激活中又被不断地改写和重构着，在仪式展演中被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吸纳，成为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重要记忆素材。总之，文化记忆在功能发挥、媒介传承和激活重构中都会与政治权力相勾连，这使得文化记忆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

二、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表现为认同功能、生产功能和情感功能等，文化记忆为政治合法性和统治稳定性提供着记忆支撑和记忆素材。

（一）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认同功能

文化记忆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集体记忆，它为社会成员中的个体提供了关于共同体的认同。其一，文化记忆的身份认同功能。“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在文化记忆的共享和回忆中，集体成员就“我们是谁”“我们应当记住什么”等问题形成共识，人们需要共同的过去，需要在回忆过去中来获得对当下的认知和解释，为此，集体成员在文化记忆的相应仪式中获得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就一些关乎共同体命运的重大问题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并采取共同的行动。其二，文化记忆的政治认同功能。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文化记忆还会为政治统治服务，成为强化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工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社会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社会禁忌，常常决定性地塑造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也决定了文化记忆的解释框架和功能体系，文化记忆被特定媒介进行刻写、传承和重新唤起的过程，也就是被重构的过程，其中一些具有政治属性和意义的文化记忆则会在被唤醒、重构和赋予意义中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服务，以纪念碑、纪念馆和图书馆等为例，正如阿莱达指出的：“统治者不仅要篡取过去，还有未来，他们想要被人记住，所以为此给自己的行为设立纪念碑。”“记忆之场”承担着特定的回忆任务，当人们身处其中，他们的注意力会被转移到代替性的象征物上和特定的符号体系中，而这些政治象征、政治符号和政治意义恰恰能够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帮助，关于历史的记忆共识被转化为关于当下的政治共识和政治认同，而在特定意识形态结构规定性下完成的政治认同也会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帮助。

（二）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

文化记忆还为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储存知识和记忆素材。其一，文化记忆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知识储备。文化记忆具有储存知识的功能，特别是以文本媒介保存和传承的文化记忆，它以符号的形式将一定的知识物质化和固着化，“文化记忆包括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表现为文本、图画和仪式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不仅为人们认知自我和解释世界提供帮助，而且成为一定时代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指出文化记忆这个概念，但是马克思的论述中却蕴含着对文化记忆功能的书写，文化记忆何尝不是像梦魇一样萦绕在活人的头脑中，它传承着先人的智慧和知识，在被现实需要的时候，就会被唤醒和激活，成为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要基础。同样，恩格斯也认为在进行思想和观念的生产时，要以现有的知识和材料作为基础，“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文化记忆可以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现成材料和知识储备，无论是功能记忆还是储存记忆，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生产的基本素材。其二，文化记忆为意识形态叙事供给丰富的记忆素材。一般而言，在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中，会采用多重叙事手段以便增强传播效果，而多重叙事必然需要以丰富的常识知识和观念素材为支撑。文化记忆作为社会成员共同历史的见证、记忆的呈现和过去的表达，它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储存着大量的历史素材，这些素材可供意识形态生产者进行提取和编纂。以最基本的故事叙事为例，文化记忆本身就是储存故事的大熔炉，历史故事借助文化记忆被社会成员所回忆，也在文化记忆中被各个时代的人们所诠释和解释，进而被赋予新的意识形态隐喻、象征和意义。在意识形态采取故事叙事时，文化记忆可以为其提供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故事范本。同样，在意识形态采取文本叙事时，必须要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何处”等基本问题表达清楚，而文化记忆正是以记忆的方式记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哪来、到哪去等问题的。在文本叙事中必须要依赖文化记忆来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同时还要在叙述中把政治合法性等问题解释清楚，才能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在意识形态采取图像叙事时，以图像媒介进行储存和传承的文化记忆则为其提供丰富的视觉素材，“图像在人类的记忆中发挥的是一个继电站的功能，在这个继电站中它们会被重新充上能量，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它们的意义会被颠倒，也就是能量发生倒换。”也就是说，图像记忆不仅能够储存人们的情感能量，还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释放出新能量，而且能量的方向还是可以转换的，在被用作意识形态生产时，它所储存的情感能量会被用来促进特定的意识形态认同。

（三）文化记忆的意识形态情感功能

在阿斯曼等人的论述中，文化记忆不仅具有记忆的功能，还具有情感功能。这种情感一旦被政治权力掌握，文化记忆则会发挥意识形态情感的功能。其一，创伤性记忆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巨大的情感能量。阿莱达借用瓦尔堡的话语，将创伤性文化记忆称为“苦难宝藏”，这些创伤性的文化记忆以经验的方式进入集体无意识领域，“它们构成了一种社会记忆的基质或持久痕迹，在变化了的历史情况下会再次激活”。这种文化记忆是一种能量转换器，蕴含着强烈而巨大的能量，在特定的场景或语境下（如创伤之地）被激活，就会迸发强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可以被引导朝向不同的方向，或积极的意义建构，或消极的意义冲突。对于政治权力而言，这种情感能量可以被引导向积极的建构性方向，转换为意识形态认同的积极力量，以象征、隐喻、意义赋予等形式，将创伤性文化记忆中蕴含的能量储备导向权力所期待的方向，转化成一种建构共识、巩固认同的能量，进而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其二，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为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提供空间场域和象征仪式支撑。“记忆之场”是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的概念，与阿斯曼所提的“记忆的地点”概念相似，主要指集体成员进行共享回忆的空间场所。一方面，地点本身就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或回忆的载体，如破败的建筑废墟；另一方面，地点为社会成员进行回忆提供了空间场域和象征仪式，如纪念馆。对于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而言，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情感体验、情感共享和情感表达的场所，人们在集体参与的回忆之中，情感能量会在瞬间得以积攒、迸发和共享。在这种强烈情感体验中，文化记忆借助仪式、图像、文本、话语等方式得以呈现和表达，而主导这种情感共享和体验活动的当权者，会借助情感叙事在短时间内为意识形态认同积攒强大的情感能量。这种情感功能的实现并不直接借助于文化记忆的内容本身，而是借助回忆场域的塑形、社会成员的身体参与、相关仪式的展演来为意识形态认同提供情感能量。

三、文化记忆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

文化记忆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有赖于各种记忆媒介的使用，在媒介的传承、呈现和表达中，文化记忆被政治主体所掌握，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被激活、重构和刻写，进而发挥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文化记忆在历史书写中完成意识形态生产

文化记忆在历史的传承和反复激活中，被各个时代的当权者纳入历史书写中，为巩固既定政治秩序而服务。同时，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关于历史、关于意义的知识体系也被预设了特定意识形态的价值主张和规范要求。其一，文化记忆借助文本的书写固化为历史的真实，为社会成员提供历史知识。文化记忆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因现实之需，一部分内容会被提取和激活，而另一些则会被选择性遗忘，其判断标准主要是当权者的需要与否，那些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意义而且符合“政治正确性”要求的文化记忆，则会被固定化为既定的历史知识，以各种叙事方式进入人们的思想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教科书文本，文化记忆以文本叙事的方式进入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延续其意义传承和象征功能，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常识，而这种历史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为当前的政治合法性而辩护，而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则在无意识中完成这一过程。以我国的红色文化记忆为例，它借助历史文本的书写进入教科书，成为历史知识，向人们传递着特定的政治象征和意识形态隐喻。在红色文化记忆的历史叙事中，“革命文本就能捕捉到自身所特有的象征性文化原型及其发散性意义播撒，就能使跨越式辉煌的时代体验得到合乎因果关系的历史解读，并且也就能在这样的历史解读中实现对中国共产党旗帜形象的崇高化心灵营构”。可见，文化记忆一旦借助文本书写成为历史知识，便能发挥特定的意识形态认同功能。其二，文化记忆为日常生活提供基本的常识知识体系，为人们认知和解释现实提供价值和规则预设。文化记忆通过符号体系、象征体系、意义体系和话语体系等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认知、解释世界所必需的知识框架结构，而这个知识体系以常识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特定的意识形态预设。有学者对知识作为意识形态生产重要环节进行了研究，指出：“意识形态所生产的知识，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与认识……知识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在要素……为了保障意识形态的延续性，意识形态知识生产的首要原则是承继典范知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则是这里“典范知识”的核心内容，它是经过历史沉淀和时代过滤的知识体系。可见，文化记忆为人们提供的是认识和解释世界最基本的价值基础和规范准则，是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预设的知识体系，它可以为人们提供适当的文化体验和身份认同，也为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价值预设和知识素材。

（二）文化记忆在空间塑造中增强意识形态认同

文化记忆的时代激活和集体回忆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空间场域，即所谓的“记忆之场”。在空间塑造、情境营建、图像叙事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意识形态认同、生产、情感等功能也随之实现。其一，塑造具有政治象征的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建构现实政治认同。在文化记忆特殊的“记忆之场”中，人们能够借助物质载体和文化符号来回忆历史、共享文化，一些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文化记忆之场，则会在政治权力的引导下，借助空间场域的塑形，发挥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以我国故宫博物院和天安门广场的空间塑造为例，这些地点本身是古代封建统治者居住区域和权力的中心，承载和传承着封建社会的文化记忆。建筑本身就是文化记忆的内容，故宫中还展示着各类封建社会文化遗产，但同时，它们又被政治权力所塑造，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象征着对于封建政权的颠覆，象征着当前国家政权的民主和自由等，进而发挥着政治合法性和意识形态认同功能。其二，以创伤性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积蓄情感能量，增进政治情感。“真正影响记忆传承的是传承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情感，而不是那些具体的知识。”创伤性文化记忆是储存社会成员历史情感的能量池，在现实需要的时候可以被激活并集中迸发，能够带来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在积极有效的引导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巩固特定的意识形态认同。以我国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例，它既能让社会成员铭记历史，在每一个参观者头脑中刻写中华民族的创伤性记忆，即被外族入侵带来的集体创伤，还能成为积蓄和增进政治情感的能量池。一方面，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通过实物展示、图像叙事、情境渲染、空间塑造等方式，将创伤性文化记忆刻写入每一个在场的参观者的脑海中，这个过程“就是大屠杀从一系列具有基本故事元素的历史事件到叙事话语的过程，是大屠杀事件被抽象化、被符号化的过程”。在记忆叙事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参观者将创伤记忆深深地刻写入头脑中。另一方面，集体回忆的同时，参与者在情感共享和文化体验中形成记忆共同体，爱国情感、政治情感在记忆共同体中得到升华，集体情感在有效的引导下会朝向特定的方向迸发，如对战争的痛恨情感、对历史的悲悯情感等会在意识形态的有效干预和引导下转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思考，进而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建构政治认同、增强政治情感。

（三）文化记忆在图像激活中实现意识形态叙事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影像和短视频等成为激活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图像叙事一方面将文化记忆刻存于物质载体和数据载体中，另一方面也对文化记忆进行着重构并赋予新的意义。在此，笔者以两种主要的影像叙事为例，对文化记忆的图像传承和意识形态赋权进行分析。其一，文化记忆在政治题材纪录片的图像书写中，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隐性的辩护。纪录片通常是文化记忆传承、建构、回忆的重要媒介，在纪录片话语叙事、图像叙事相结合的语境中，更能够激活文化记忆，让观看者参与回忆和共享。文化与政治相融合的纪录片不仅传承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为现存政治合法性提供支撑。以大型纪录片《圆明园》为例，它一方面试图记录和还原圆明园作为民族文化瑰宝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以真实和虚幻、历史记忆与文本演绎结合的叙事手法，把民族的文化记忆再现给观众，为观众激活和刻写属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记忆，强化观众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它有着特定的政治隐喻，圆明园本身象征着封建文化的繁荣昌盛，可是后来被侵略者所毁坏，这也意味着封建统治权力的衰落，观众在这种从繁荣到衰落再到当前民族复兴的强烈比较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于现实政治的强烈认同。这种文化记忆的影像叙事为人们提供了鲜活的图景，也间接地促进现实政治认同。其二，红色影视在复现和回忆文化记忆时，也承担着意识形态叙事的功能。红色影视即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相关题材电影，是中国独特的影视类型，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以党和人民历史上创造的优秀文化记忆为底本，进行相应的艺术修饰、文化改造和价值重构，在传承优秀革命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在建构着人们的政治认同。以近年来相继拍摄的《建军大业》《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为例，这些红色影视都在特定的纪念日节点推出并放映，以影像的方式展现了党在革命年代的光辉岁月，为观众呈现和书写了属于革命年代的文化记忆。影像不仅对特定年代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记忆进行了叙事，而且“在放映的过程中极大地激发了观影人员的爱国主义情愫、集体主义情感，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动力”。将文化记忆以影像的形式刻写入观众的头脑中，为当前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源，与此功能相类似的还有抗日战争题材、抗美援朝题材的红色影视等。

（四）文化记忆在仪式展演中提升意识形态情感

文化记忆在被激活、复现、回忆和建构的过程中，必然少不了政治权力的参与，进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各种仪式中呈现得最为明显。为此，笔者以节日仪式和政治仪式为例，对仪式展演中的权力隐喻和意识形态功能进行分析。其一，传统节日仪式中的文化记忆传承、刻写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传统节日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粹，也彰显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承担着身份辨识和文化认同的功能，节日的仪式则是文化记忆的传承媒介，“在节日仪式的操演中增强民众的情感体验，促进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强化社会成员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记忆在仪式的反复操演中化为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将意义赋予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成员。政治权力并没有设置传统节日的权限，但是，它可以决定哪些节日仪式需要继续操演并传承下去，哪些仪式是可以遗忘的，进而可以利用这些节日仪式为现实政治服务。以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为例，挂坟悼念成为节日最重要的仪式，也成为文化记忆赋予清明节的特殊符号。政治权力则对仪式进行了规范化操演，通过组织社会成员在纪念碑、纪念塔等场域进行庄严化、规范化的悼念和瞻仰仪式，来对革命先烈、特定时期的文化记忆进行回忆，把特定的文化记忆（即具有政治意义的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的方式刻写入社会成员的头脑中，进而实现意识形态认同功能。同样，其他的传统节日仪式也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能，如端午节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记忆刻写，中秋节对家庭主义的记忆刻写等。其二，文化记忆在政治仪式的展演中实现了意识形态建构功能。政治仪式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仪式活动，它“是一种意义的载体和精神的外化表现，蕴含着特定的精神体验、信仰共享和价值共同体，对唤醒人们的集体记忆，凝聚人心，增强政治和文化认同具有深刻的意义”。文化记忆可以在政治仪式中被激活和传承，但在政治仪式中，文化记忆较多地被赋予了政治象征和政治意义。以我国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为例，阅兵仪式激活了社会成员的抗战记忆，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将反法西斯主义、抗日战争等文化记忆刻写入当代中国人民的脑海中，阅兵仪式更重要的是政治象征意义，既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凝聚民众的政治认同；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宣传反法西斯主义精神以增强国际认同和国际话语权。

网络编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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