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短短几天时间，乌克兰局势又有了大变化。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俄军暂时也没有横扫乌克兰全境，但俄罗斯确实派遣部队进入了乌克兰东部地区，而且于24日在乌克兰各地展开了外科手术式打击。

这到底算不算一场“战争”，取决于我们怎么定义；但无论如何，军事冲突已经发生。俄罗斯与乌克兰为何发生冲突，冲突是否会继续扩大，是否会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显然是我们要关注的焦点。

关于战争该如何分析，古今中外的论述有很多，不论是《孙子兵法》、《战争论》，还是毛主席的各种著作……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似乎也没有必要我来啰嗦。我身为一个政治学者，自然还是借着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大家可能平时不太了解的、现代政治学界对战争的讨论。

在这里我们就只说一篇经典论文：James Fearon写于1995年的《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Rationalist Explanation of War）。这篇论文为政治学者如何理性分析战争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是现代国际关系领域讨论战争的最重要文章，没有之一。

James Fearon，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

当然，就跟这世界上的任何一篇文章一样，《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也有很多缺陷和漏洞，如果我要把关于它的后续学界讨论与批判都写一遍，那就篇幅太长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只看文章本身。重点不在于这篇文章的结论是什么，而是提供一个分析战争的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当然可能是有问题的，但多了解一种思维仍然是一种有益的参考。

谈判空间的存在：谈，都可以谈

Fearon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个谜题：既然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为什么战争仍然会发生？

他认为传统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解释是认为人们是非理性的，偏见和病态会让他们忽略或误解战争的成本；

第二种解释是认为战争的发动者享受着战争的成果，而战争的成本总是让平民和士兵来承担；

第三种解释，也就是“理性主义解释”，是认为经过了成本收益分析，只要战争能获取的成果大于所要付出的成本，战争仍然是一种理性选择——这第三种解释，是Fearon文章中关注的焦点。

这三种传统解释在如今的乌克兰危机中也存在。比如西方渲染普京的傲慢，就是在引用第一种解释，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出于普京的疯狂想法。

当西方强调普京的所谓“独裁”统治时，就是在引用第二种解释，认为俄乌开战是普京牺牲人民为代价而攫取个人利益。

而当西方宣称普京和俄罗斯可以从乌克兰得到各种各样的利益，西方需要通过制裁和干涉来增加俄罗斯开战的成本时，就是在讨论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了。

当然，有的时候这些解释也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西方越把普京塑造为“独裁”的、“毫无理性”的战争狂人，就越意味着西方的制裁和干涉这些诉诸理性的举措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普京是这样油盐不进的人，那冠冕堂皇的外交手段和经济制裁又怎么可能管用？

但Fearon对于简单的“发动战争的回报大于投入”的理性主义解释是不满意的：战争无论如何是有成本的，即便成本非常低。那么对于理性的双方来说，他们就应当在战前进行谈判来分配战后利益，从而避免战争的成本。

比如说两方争夺一片领土，开战之后两方各占了一半。那么理性的双方就可以直接在战前就达成协议，一方各占一半，从而直接避免战争的成本，双方都能因此受益。

也就是说，总是存在一种可能性，使得不开战的利益大于开战——当然，除非战争本身就带来一种利益，这个暂时先不讨论。

所以，理性主义解释的难题不在于如何论证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而在于如何论证为什么战争各方不能在战前就达成协议。

战争为什么爆发，换个角度思考，就是谈判为什么破裂。

当然，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战争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可能两方都觉得自己会大获全胜，所以无法在事前就达成协议。

但即便是战争结果不可预料，理性的决策者也是要考虑胜利概率和期望收益的，只要他们在事前对此有所认知，那么协议的谈判空间就永远存在。

在这里我们先做一个非常简化的假设来分析这个战争谈判的问题。不想细看的读者可以略过，只要看下最后的结论。

假设战争的两方是A和B，他们所争夺的一个利益区间是0到1之间的这一段线段。我们可以想象0到1的总量就是一整块可拆分的资源，A的初始状态是0这一端，如果胜利，就会完全取得这块资源的控制，从而达到1这个点。而反过来，B的初始状态在1这一端，B如果胜利，就会扩张到0这个点。

现在，我们假设A取得胜利的概率是p。如果不考虑成本，那么A在战争中的期望收益，就是收益乘以概率，也就是1乘以p，就是p。在线段上，A的期望收益表现为0到p的这一段。

反过来，A失败的概率就是B胜利的概率，那么B的胜利概率是（1-p），B的收益也是1，那么不考虑成本，B的期望收益就是1乘以(1-p)，等于1-p，在图上就是p到1的线段。

现在我们再考虑战争的成本。假设战争的成本对于A来说是CA，对B来说是CB。那么对于A来说，在整个战争中的期望收益，就是p-CA，表现为0到（p-CA）这点的线段。而对于B来说，期望收益就是1-p-CB，表现为从（p+CB）点到1的线段。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CA和CB是相对于收益1的一个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如战争的收益对A来说更重要，那么即便A付出了更多的东西，在线段上CA也可能比CB更小。打个比方，如果获得胜利，A得到的领土能够转化出来的金钱是B能转化的更多倍，那么即便A和B在战争中要花一样多的钱，A所花费的相对成本也是更低的。

当我们考虑完A和B的期望收益，并将它们表示在线段中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双方力量对比有多悬殊，A胜利的概率p到底是多少，只要战争是有成本的，那么在（p-CA）和（p+CB）两点之间就会存在一个谈判空间。只要A和B在事前的谈判中将利益分配在其中的任意一个点x，那么A和B都能获得高于战争期望收益的结果。

打个比方，如果两个人试图分配100块钱，他们可以选择打一架，谁赢就全得，每个人都有一半的概率赢，那么不算成本的期望收益就是50块钱。但是打架总是要有成本的，比如医药费，我们假设是10块钱，那么两个人打架的期望收益就是50-10=40块钱。对于理性人来说，任何在四六开之间的分成，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一个人拿41另一个人拿59，总归比40这个期望收益要高。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理性的双方来说，即便是战争结果不可预料，即便是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他们也总是可以选择比战争更好的解决方案。

谈判空间的前提条件：我凭什么跟你谈？

当然，上述这些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

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战争双方要认识到，存在这么一个真实的战争胜利概率（p）。我们知道，战争双方可能都有各种对方不知道的信息，都觉得自己手里有秘密武器高达，妨碍了他们对战争结果的客观判断；

“XX有高达”之类是PS的热门主题

或者战争双方根本就过分乐观，觉得打到圣诞节就能回家，喜欢高估自己获胜的概率……

“XX节前回家”的典型——麦克阿瑟，图片来源：LIFE麦克阿瑟向士兵许诺回家过圣诞节，图片来源：杜鲁门图书馆

但这些并不重要。即便战争双方对于获胜的真实概率p到底是什么存在分歧，理性的双方应当知道这个概率一定存在（即便自己并不知道确切的数值），那么谈判的空间也必然存在。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战争双方不能是风险偏好者。什么是风险偏好者呢？我们考虑刚才分配100块钱的场景。如果你认为50%的概率会获得100块钱，但还有50%的概率一无所有，这一条件比100%地获得50块钱要好，那么你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反之，你就是一个风险中立者或者风险厌恶者。

当然，这也取决于我们如何来看待风险：假如我们将这个问题视为，本来你有50块钱，你可以选择留着你的钱，或者扔个硬币，正面给你再加50，反面则拿走你现有的50……可能很多人就会对“失去”这个概念感到厌恶，从而选择留着自己的50块钱。

如果换到战争的场景，一个风险偏好者就是宁可冒着输的风险，也要寻求彻底的胜利。比如希特勒当年认为即便身死国灭，也彻底要消灭苏联和斯拉夫“劣等民族”，就是这样一种风险偏好的体现。如果战争双方抱着“不胜利毋宁死”的态度，那谈判空间就很小甚至没有了。

但这种风险偏好者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少，当然是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总归是更加谨慎的。希特勒认为“输了就输了，说明德意志民族不够优等不配存活于世界”，但即使在二战中的德国，有类似极端想法的并不多，大部分德国将领和官员还是在思考如何保住德国的。

经典影片《帝国的毁灭》展现了元首在最后岁月里的歇斯底里

最后一个前提条件是，现实中存在一个如同0到1的线段那样，可以连续分配的和平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战争双方所要争夺的事物，是某种可精确切分的东西，比如财富，双方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这个前提条件显然是不一定存在的，因为有些争夺的事物是不可切分的，比如王位继承，比如宗教圣地，比如关键领土……这些不可切分的事物显然为战争提供了一种理性解释。

Fearon虽然承认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但他并不认为这很普遍。因为他认为绝大部分议题都是复杂多面的，也就意味着一件事物可以弥补另一件事物。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一个不可划分的事物转化成金钱，这样就能达成一个可以分配利益的协议。比如领土虽然不可划分，但是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方通过购买领土，来弥补另一方失去领土的损失。

还有乌克兰弃核的例子。是否拥有核武器显然是一个不可划分的议题，你不可能说一年里一百天拥核，剩下的时间不拥核。但各国也仍然就乌克兰弃核问题达成了协议，方法是给予乌克兰经济补偿，和不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障。

当然，从现在的局势上看，我们可以质疑乌克兰弃核的合理性，以及核武器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话题。但无论如何，看似不可分配的利益，只要有其它方面的补偿，也总是有着可以分配的空间。

因此，虽然上述分析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在现实中总能满足，但也不能说罕见，这种简化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的受力分析中往往假设一个质点，忽略其它复杂的因素，但一般并不影响得出的大致结论。

我们可以先顺着这三个前提条件来思考乌克兰危机是否必然存在和平解决方案。

前两个前提条件都是在讨论决策者们的特质，也就是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还有相关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否足够理性，他们是不是风险偏好者……老实说，这种揣测人心的事情是很难证伪的，我们应当倾向于先假设决策者们都是理性的，都不是战争狂人，不然任何讨论都无法进行。

即便西方喜欢拿二战来做类比，把普京当成希特勒一样的人物，但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类比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状，不然我们现在就不止是讨论乌克兰了。

而第三个前提条件其实非常重要，也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西方的争端，究竟是否可分配。

有些东西显然是不可分配的，比如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而有些东西显然是可分配的，比如乌克兰的领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西方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以及俄罗斯与欧洲的各种经贸利益，特别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这里显然存在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划分和补偿的空间。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暂且假设，在乌克兰危机中，第三个前提条件也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乌克兰危机，是确实存在一个无需战争就可以和平分配利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否足以避免战争呢？我们接着往下说。

信息问题：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即便我们知道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但谈判仍然可能因为双方对各自实力的错误判断而破裂。

比如假设实际上双方胜利的概率都是五五开，合理的谈判也是围绕五五分成来设计。但如果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力量更强，胜利的概率是九一开，那么谁都无法接受五五分成的谈判，就必然走向战争。回到我们刚才的讨论框架，也就是说，双方会错误地估计战争胜利的概率。

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理性决策者会错误地估计实力呢？

一个常见的解释是“私人信息”的存在，也就是说，一方总有另一方不知道的情报。假设双方都喜欢扮猪吃老虎，表面上示弱但私下里积极扩军备战，那么他们在明面上一定会觉得对方的军力远弱于自己，自然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可Fearon继续追问，如果和平谈判的结果对于双方都是更好的，理性的双方不应该分享各自的情报，找到双方准确的实力对比，从而避免战争吗？

这样反直觉的例子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苏联/俄罗斯与美国的核武器协议。美俄双方都会在核武器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分享相关情报，从而避免一方错估威胁导致毁灭性的核战争。

但是分享关于双方实力的信息就够了吗？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双方虽然对各自实力有了解，但对各自的战争意愿有错误估计，也可能导致战争。比如双方虽然清楚各自的实力对比，只要不知道对方对战争收益有多看重，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进行战争，也就是说错误地估计了战争成本，那么谈判空间就是不可知的，谈判就可能破裂。

比如一种解释认为，一战的时候，奥匈帝国虽然知道自己跟俄国的实力对比，但是不清楚塞尔维亚对俄罗斯有多重要，不知道俄国愿意为此开战的决心有多大，于是错误地发动了对塞尔维亚的侵略，导致了战争。

散装的奥匈，图为皇帝与将军们，图片来源：learnodo-newtonic.com

但Fearon同样追问，为什么奥匈帝国不去直接询问俄国，如果吞并塞尔维亚，俄国会如何反应呢？这跟我们刚才的讨论类似，如果关于战争意愿的私人信息妨碍了双方都能受益的谈判，那么理性决策者同样应当有动力分享信息。

所以为什么战争会爆发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什么谈判会破裂；而为什么谈判会破裂，是因为各方会错误估计实力和战争意愿；而为什么各方会做出错误估计这一问题，在这一情境下，又可以转化成为什么战争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

那么，为什么各方不愿意分享信息呢？

Fearon认为，正因为是理性决策者，反而更有理由隐藏和扭曲有关自身战争实力和战争意愿的信息。虽然理性决策者希望避免战争，但他们同样希望在谈判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一方可能会选择夸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意愿，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利益；也可能会选择隐藏自己的实力和意愿，从而在可能来临的战争中获取主动。

所以对于理性谈判者，他们知道对方有传递误导信息的动机，那么即便双方分享了信息，也很可能是假信息，也就不足以作为谈判的依据。所以你尽可以随便问，我尽可以随便答，信不信由你。在这样的猜疑之下，不光判断对方的意图变得艰难，如何准确地传递自己的意图也是个麻烦。

比如，俄罗斯一直宣称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有多不可接受，是否到了愿意为之一战的地步，西方一直存在侥幸心理。西方大可以认为俄罗斯只是色厉内荏，搞外交讹诈，所以不会在谈判中对俄罗斯做太多让步。

当然，反过来讲，西方愿意保卫乌克兰的意图，也大可以受到质疑：俄罗斯又不是没被制裁过，西方天天嘴上喊着制裁，还剩多少能制裁到的，又有多少是西方自己都不愿去制裁的？而从如今美国轻飘飘的制裁和欧洲的慌乱决策来看，俄罗斯也完全可以认为色厉内荏的是北约。

顺带一提，在整个危机中，拜登反复强调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种表态虽然符合其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在国际政治博弈中是大有问题的。因为这明确地传递了一种信号，那就是美国确实没有为了乌克兰而牺牲美国人的战争意愿，而这必然会恶化美国在谈判中的处境。当然，俄罗斯可以怀疑这种信号的真假，怀疑美国是故意示弱，但这个信号完全符合我们对于美国的一般预期。

确实也存在一些机制可以更加可信地传递信号，口说无凭的话，就用实际行动来表明态度。比如俄罗斯为了体现自己的实力和意愿，就可以通过演习和动员这些耗费成本的方式来向西方传递信号；反过来，北约也在通过增兵东欧或援助乌克兰来传递自己的信号。

但这种传递信号的方式本身，就在增加着战争风险，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战争前的准备活动。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部队只是在演习，而不是在准备入侵呢？你怎么能够确信那些增援是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进攻呢？

更重要的是，战争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传递信号的手段。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谈判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战争中展现自己的实力，就可能建立一种威信，让自身在后续的谈判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比如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就起到了一种威慑效果，让俄罗斯在后续对周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一种相对有利的地位。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妥协，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该国战争意愿不强，从而在谈判中陷入不利。比如在冷战中，即便朝鲜和越南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但美国担心放弃这些地区会体现自身的软弱，让苏联进一步扩张，因此“不得不”跳进战争的泥潭。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即便乌克兰未必对美国和西方国家有多重要，但他们也仍然会担心如果不能成功“保卫”乌克兰，是否会有损自身形象，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总而言之，在Fearon看来，战争的理性解释之一，便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重点不在于信息不对称本身，不在于各方都有自己的私人信息，而在于各方都有理性的动机去传递错误信息，从而导致各方错误估计形势，使得谈判破裂。

承诺问题：我怎么相信你做的是真的？

但是，即便各方的信息是相对透明的，各方对于实力和意愿都有着真实的判断，知道利益该如何划分，也并非一定能够达成协定，避免战争。因为协议总是需要执行的，如果一方不相信另一方信守协议规定的承诺，那么谈判就一定会破裂，战争就难以避免，也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签订协议，不只是依靠对方的承诺，往往还要依靠第三方的团体，主要是政府，通过强制力来监督协议的遵守。如果对方不遵守协议，那你可以告到法院让对方付出代价。

但是国际社会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作为这个第三方的，国际组织当然可以给压力，但是不可能形成一个足够强的约束，不然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战争了。归根结底，国际协议的达成还是要依靠各方的自觉。因此，即便国家的理性决策者们知道如何谈判让各方利益最大化，也不敢轻易相信对方的承诺。

Fearon总结，“承诺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形式。

第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先发制人战争”。想象动作片里两个拿枪指着彼此的人，他们当然可以达成协议同时放下武器，但没人真的相信协议会得到遵守。因为一旦有人背弃承诺，他就可以直接消灭对手，而遵守承诺放下武器的一方没有任何手段加以反制。

如果把这个类比放到国家上。假如战争特别偏向于进攻方，先发制人的一方具有极大的优势可以彻底打垮另一方，那么背弃承诺开战的诱惑就会特别大，那么对于理性的决策者来说达成协议就更加困难。

但Fearon认为这种“先发制人战争”的情况毕竟不会特别多。国家毕竟不是人，大部分国家一般都能侦察并承受对方的突然袭击并加以反击。但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在乌克兰危机中是存在的。俄罗斯当然不用担心乌克兰先发制人，但是乌克兰肯定会忌惮俄罗斯的能力。毕竟双方的实力极其不对等，俄罗斯的先手进攻很可能摧毁乌克兰的大量武装力量，那么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承诺抱有怀疑也是理性的。

第二种承诺问题，是“预防性战争”。出于衰落中的守成国家为了避免上升中的新兴国家在未来的进攻，可能会预防性地进攻新兴国家，让这两种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协议。比如传统观点就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就是因为衰落中的雅典恐惧崛起的斯巴达，所以不得不发动战争。这种逻辑经常用来形容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Fearon实际上不赞同传统的理解，他认为这种“预防性战争”并不需要疑虑和恐惧这类非理性因素，也不需要新兴国家真的有进攻意图。如果我们想象一个无限重复的谈判，每过一段时间，守成国家的实力都会下降，新兴国家的实力都会上升。即便双方都是完全诚恳透明，不存在误判，那么每隔一段时间新兴国家都可以要求新的谈判内容，获取更多的利益，而理性的守成国家必须接受新的协定，被新兴国家蚕食利益。那么对于理性的守成国家来说，利益最大化的举措，就一定是在一开始趁自己实力强大时，就通过预防性战争解决掉新兴国家，以避免夜长梦多。

这种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中可能不存在，毕竟二者的力量再此消彼长，乌克兰也不可能强过俄罗斯。但换个角度想，假如乌克兰未来真的加入了北约，或者完全获取了西方的军事支持，那么乌克兰的相对实力就会不断上升，从而引发俄罗斯的担忧，逼迫俄罗斯先下手为强。所以单纯从这一角度看，乌克兰积极寻求加入北约和争取西方军事支持，反而有害于自身的安全地位。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北约和俄罗斯的相对态势中看，北约不断东扩看似是扩张了自己的实力，但是也只会让俄罗斯更加确认北约和西方不会信守承诺，让俄罗斯担忧北约在未来的威胁，从而增加了冲突的风险。

最后一种承诺问题，是“绥靖难题”。比如，如果协议划分的利益有利于一方在未来的军事实力增长，那么一方就完全有动机在未来破坏协议，而另一方就宁可诉诸战争也不愿达成协议。比如二战初苏联向芬兰要求战略要地作为与德国的缓冲，并向芬兰提供了领土补偿，但芬兰恐惧于苏联会利用获取的领土进一步吞并芬兰，于是拒绝了协议，导致了苏芬战争。

同样的难题显然也存在于如今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是担心西方背弃承诺，利用乌克兰的战略地位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反过来说，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拒绝俄罗斯的要求，是因为乌克兰也担心俄罗斯得寸进尺，利用乌克兰东部地区作为跳板进一步蚕食自己的领土。

了解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在《战争的理性主义解释》中，Fearon首先是指出，即便对双方来说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也仍然存在双方共同获益达成协议的谈判空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理性决策者总应该有谈判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战争仍然可能爆发？一个机制是信息不透明，且各方都有动机去扭曲信息导致战略误判，那么谈判就无法达成，战争就容易爆发。而另一个机制则是“承诺问题”，即便是在决策者具有理性，信息完全透明，双方不存在战略误判的情况下，各方仍然可能担心协议不被遵守，从而导致谈判破裂。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战争，光呼吁理性克制什么的是不够的。因为正如刚才论证的，理性反而更可能是促成战争的条件之一。那么如何实现和平，就取决于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如何更好地促进各方遵守承诺打消疑虑。

当然，现实问题永远是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比如根据我们刚才的思路，促进和平的手段之一恰恰是武力的动员和战争的威胁，而这些手段反而又会升级局势导致战争风险。而这些矛盾，更说明了乌克兰危机为什么难以解决，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里仍然是国际关系的火药桶。

虽然Fearon在论文中所构建的是一个理性的模型，看似忽视了现实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但这种理性的分析框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去分辨现实中的非理性因素。当我们知道理性的决策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出现实与模型的偏差，从而意识到非理性因素在何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起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较真，其实Fearon的论文里面也没有特别出人意料石破天惊的内容，都是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明白的东西。毕竟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不可能提出相对论这种颠覆性的理论。同样的道理，我们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真的拿一篇社科论文来指导现实决策，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不一样，没有确定不变的引力规律可以发现并遵守。

因此，我们不能说你看了这篇文章，你就能完全理解乌克兰发生了什么，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会不会发生战争，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搬运一篇论文呢？因为不论对错与否，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不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乌克兰危机，也可以理解其它曾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危机。国家间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说看似遥远，但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到每一个个体，那么多了解一些分析框架总归是有用的。更不用说，很多国与国之间的分析思路其实也可以用于人与人。

对我个人来说，在2022年重读Fearon这篇1995年的文章，其实有些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种纯粹从现实主义角度解读战争与和平的思路，更像是冷战对抗遗留下来的产物，而不是近些年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的思路。

新一代的自由主义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国与国的关系不用那么冰冷机械，战争和对抗的年代早已经结束，国家间的承诺是可信的，任何的违背都会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约束。所以他们更喜欢讨论什么软实力啊，国际组织啊，国际法啊，超国家主权啊……等等这些东西。即便美国自己连国际法庭都拒绝加入，也不妨碍美国学者热衷于讨论国际法如何制裁战犯。

所以俄罗斯的存在，乌克兰危机的升级，颇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不管什么意识形态宣传，不管什么经济制裁，不管什么外交孤立，俄罗斯用实际行动在证明，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复杂的因素，国际关系归根结底仍然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

回归本质，你在谈判桌上能得到什么，仍然取决于你在战场上能得到什么。

我想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决策者，都过于沉迷于自由主义的辞藻，而忘了这些基本的东西，需要一点Fearon这样的现实主义思路来提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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